才子与色鬼｜蔡澜身后，一段至死不休的风月公案

6月25日，被誉为“香港四大才子”之一的蔡澜，去世。

不料，蔡澜身后，掀起波澜。

这位84岁老人的后半生，更常以美食家的身份，活跃于内地。人们几乎忘记了，他曾是电影人的事实。而他所引发的波澜，亦因电影而起。

生性风流，或是蔡澜的另一个标签，他生前也不回避“我本色鬼”这个特质，自认有60余位女友。而与这个标签相呼应、鲜为人知的是，香港曾风靡一时的风月片，即由他开创——香港本土第一部三级片，就是他在1990年投资出品并监制的《聊斋艳谭》。

1992年，《聊斋艳谭》的续篇《灯草和尚》上映，女主角陈宝莲，于电影上映10年后跳楼自杀。

此番蔡澜的争议，即与她有关——

有人痛陈，蔡澜曾“逼迫”陈宝莲拍摄《灯草和尚》，才酿成了女方悲剧而短暂的一生。

在某种叙事逻辑上，可以这样精炼概括此次争议：

无情的资本家，和坠入深渊的少女。

不过，事实的确如此吗？

陈宝莲，1973年5月23日出生，17岁时，参选亚洲小姐，落选后，被经纪公司签为艺人。在那个港片的黄金年代，演艺圈是无数年轻人梦想的淘金地，但也竞争激烈，许多人难耐无名之苦，想要找一个捷径。

入行第二年，陈宝莲的面前，出现了一条捷径——她接到了《灯草和尚》的试镜邀请。这是蔡澜出品的第三部风月片。

1991年4月15日，香港老牌媒体《华侨日报》报道，陈宝莲已经签约《灯草和尚》，那时，她离18岁还有一个多月。因为未成年，所以，合约需要家人同意方能生效。报道中引述陈宝莲的说法，称她的“家人很开通的” 。

一周后，4月23日《华侨日报》进一步披露了她的心态，报道承认陈宝莲在面对三级片拍摄时，确实有过“心理顾虑” 。接着，报道详述了蔡澜如何“开导和鼓励她”，其中一个重要方式是整理了《灯草和尚》摄影师黄仲标（Peter Pau）的其他影片给她看，令她对黄的拍摄技术有所了解，从而建立信心 。

从这个报道可以看出，蔡澜与《灯草和尚》及陈宝莲关联极大。

蔡澜逝世后，6月30日，其助理杨翱发布辟谣文指出“《灯草和尚》的工作人员名单上，根本没有先生的名字，为何会牵扯到先生身上”，这其实是“谎言”——因为，《灯草和尚》这部片子里，在片名后出现的第一个署名者，正是“出品人 蔡澜”，接着，则是“陈宝莲 领衔主演”的署名。

“出品人”怎么不会是一部电影的“工作人员”呢？应该还是最重要的，没有投资方，一部电影也就无从拍起。

杨翱又说“先生的确监制过三级片，但却跟《灯草和尚》无关”，这个意思是，作为“监制”，需要跟进制作环节，如果不挂这个title，就不会参与制作。尽管蔡澜没有在《灯草和尚》署名“监制”，但“监制”和“出品人”谁的话语权更大，放在任何时空环境下，都毫无争议——资方才是“真·爸爸”。

蔡澜没有在《灯草和尚》挂名“监制”，只能说明他没有参与制作细节，但作为出品人不代表他对于演员的选择没有影响力。否则，“带资进组”这种说法，就不存在了。

因而，杨翱辟谣声明里说蔡澜与《灯草和尚》“无关”，其实是有误的。不过，即便如此，我们并不能认定蔡澜就“逼迫”了陈宝莲拍摄，按当时的报道看，他只是“开导和鼓励”了她。

我们再把视线拉回到三十多年前陈宝莲身上，当她在1991年4月（或更早之前）与制作方签约后，《灯草和尚》什么时候开始拍摄的呢？

当年4月23日《华侨日报》报道里说“如今，《灯草和尚》已经开镜了”，开镜，就是开机的意思。到了5月20日，《华侨日报》又刊发报道：

陈宝莲签嘉禾部头合约，专心向三级片方面发展，但她的暴露程度只限上两点，无上装上镜是可以接受的……她主演蔡澜监制的《灯草和尚》亦将于日内完成……

“亦将于日内完成”的意思是——正在拍摄，未来某一日内，将会拍完。此时，陈宝莲距离18岁生日还有3天。根据报道来看，蔡澜在《灯草和尚》的角色，除了出品人，仍有“监制”一职，只不过后来为何没有署上这一头衔就不得而知了。

基于上述报道，可以确认，《灯草和尚》是在陈宝莲未满18岁就开机拍摄了，但不清楚当时尚未成年的陈宝莲所拍片段是否有露点戏份，因为其中也有不少身着古装戏服的桥段（可以在其正式成年前拍这部分，18岁生日后拍暴露戏码）；但如果陈宝莲在18岁生日前拍摄了成人内容，那么，按现在的标准，属于让未成年涉足大尺度成人领域。

当然，此一时彼一时，当年港片分级制度初立（1988年11月）、港片纷纷以追求刺激来获取票房的情况下，“风月片”的拍摄，并不违法。但蔡澜作为出品人，不免要背负让未成年女孩（或刚成年）拍摄成人片的道德压力。

尽管“道德”上有亏，但，这和蔡澜是否“逼迫”陈宝莲，仍然是两码事。

当记者问及是否愿意为《花花公子》杂志拍照时，陈宝莲表示该杂志确有接洽，但她认为“时机不成熟”，因而推掉了 。

这足以证明，当时的她虽然未满十八岁，但有着自己的判断标准以及自由的选择权。

一系列报道，勾勒出的陈宝莲，是一个对未来充满憧憬、对行业规则有一定认知，并在家人支持下做出职业选择的年轻艺人形象。

陈宝莲有顾虑，更有对成功的渴望。正如她在一则报道的结尾，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期待：

“盼望《灯草和尚》能够打出一条新路，改变我的一生。”

在陈宝莲签约拍摄《灯草和尚》的1991年，蔡澜已是香港乃至亚洲电影界举足轻重的人物。他在邵氏兄弟和嘉禾两大电影帝国都担任过高层，监制了包括成龙在内的不少成功商业电影。

1980年代末期，他成立了自己的大路电影制作公司，也就是《聊斋艳谭》的投资方之一。当然，他的身份不止电影人，还是作家、美食家、旅游家，一个涉猎广泛、品味不凡的“香港四大才子”之一。

对于电影，蔡澜更多是以“玩”的心态投入其中。

在蔡澜的著作《吾爱梦工场》和《蔡澜谈电影》中，他毫不掩饰自己是电影“玩家”。在书中，他开宗明义：“电影对我来说，是一个巨大的玩具。许多人当它是一生的使命，那太沉重了。”他认为，“拍戏的过程才是最大的享受，它带了我周游列国，洞悉人生。”

这种心态，也体现在他对电影商业性的坦然接受上。他直言：“我们尊敬艺术电影，爱艺术电影。但‘商业’这两个字并不肮脏，我从来不因此而感到羞耻。”他剖析了香港电影的生存环境：“比起日本，我们的市场非常窄小……为了生存，尽量拍迎合观众的娱乐电影，只希望片子能卖钱就满足。”在他看来，香港电影必须“打烂战”，因为它“只求生存，要活下去” 。

精通世故，商业务实，将电影票房大卖视为第一要务，凌驾于艺术水准之上，这就是1991年，未成年少女陈宝莲面对的那个男人。

要理解《灯草和尚》的诞生，必须将其放回1990年前后香港电影的特定历史语境中——那是一个香港电影工业空前繁荣，同时也是极度内卷和残酷的时代。这种极度市场化的运作，导致了类型片的泛滥，制片方会迅速复制任何被证明能够卖座的元素。

1988年11月10日 ，香港关于电影分级制度的法例《1988年电影检查条例草案》正式生效， “三级制”成为港片的一个重要分水岭。

三级片，正是在这一时期兴起的产物。它以最低的成本、最直接的感官刺激，精准地抓住了部分观众的需求。对于制片方而言，它是一种高风险但可能高回报的赌博；对于许多新人女演员而言，它则是一条充满荆棘却看似快捷的成名之路。

陈宝莲进入的，正是这样一个“主流影片是三级片”的时代，这“逼得很多人都要去拍这种类型的电影” 。

作为制片人，蔡澜对竞争环境有清醒的认识。他曾在比较香港与日本电影时指出，日本导演总梦想赢得“《KINEMA旬报》奖”，而香港电影“仍旧是娱乐、娱乐、娱乐” 。因为在一个缺乏社会保障的香港，“还须要以《楢山节考》来提醒我们的将来吗？”《楢山节考》是日本1983年今村昌平导演的电影，曾获得第36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。

蔡澜的这种生存焦虑，是理解当时香港电影人选择的钥匙。他们不是在象牙塔里创作艺术，而是在残酷的商业战场上求生。

香港电影第一部正式过审的三级港片，正是蔡澜主导的《聊斋艳谭》（1990年上映，由蓝乃才导演，单立文、叶子楣主演），本片由蔡澜的大路电影制作有限公司和嘉禾影业联合出品。

《聊斋艳谭》之后，蔡澜又乘势拍摄了《聊斋艳谭续集：五通神》，而陈宝莲主演的《灯草和尚》（根据《画壁》故事改编），是《聊斋》系列的第三部。

最终，《灯草和尚》大卖接近千万票房，而成本不到百万，其中，陈宝莲的片酬，约10万港元。

自此以降，香港风月片泛滥成灾。涌现了《满清十大酷刑》《玉蒲团》系列等电影，其中一个重要的入局者，则是王晶。

就在前阵子，王晶于短视频平台上评论陈可辛的《酱园弄·悬案》时，说陈可辛想要艺术和商业兼顾，导致顾此失彼，而自己只拍赚钱的片子，什么赚钱拍什么。

他们，是一类人。

所以，蔡澜究竟有没有逼迫陈宝莲拍摄《灯草和尚》？

如前所述，1991年4月的报道已经明确了，陈宝莲签约时获得了母亲的同意，且本人并不抗拒“半裸” 。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，她存在“心理顾虑” ——这是一个关键的细节。

一个即将踏入未知领域的年轻女孩，对要在镜头前裸露身体感到不安和犹豫，是完全合乎情理的。

问题的核心在于，蔡澜是如何应对这种顾虑的——网络传言倾向于将其描绘成一种利用权力的压迫和强逼。然而，根据《华侨日报》的记载，蔡澜采取的是一种“开导和鼓励”的策略 。他没有简单粗暴地要求服从，而是“搜集了很多黄仲标的影片给她看” 。

黄仲标是何许人也？他是香港最顶尖的摄影师之一。他曾在1981年凭借《鬼马智多星》获得第十八届金马奖最佳摄影奖；1984年《花城》获第二十一届金马奖最佳摄影奖、第三届香港金像奖最佳摄影奖；1987年凭借影片《胭脂扣》获第二十四届金马奖最佳摄影奖；1989年凭借《人在纽约》获第二十六届金马奖最佳摄影奖。

在摄影领域，黄仲标奖项拿到手软。而《灯草和尚》的摄影师，也正是这位大咖。

蔡澜此举的意图非常明确：他试图将这次拍摄从纯粹的“脱衣服”提升到“艺术创作”的层面。他让陈宝莲看到，掌镜的是一位备受尊敬的艺术家，她的身体将被用一种具有美感的方式来呈现。

这是一种说服技巧，旨在降低新人的不安全感，让她相信自己参与的是一部“艺术品”，而非粗制滥造的剥削品。从结果来看，这种方法似乎是奏效的，报道中，陈宝莲紧接着就表达了“一炮而红”的愿望 。

《灯草和尚》的拍摄工作，是在1991年5月陈宝莲未满18岁就开机，拍摄结束，大概在当年六七月。

如果陈宝莲在拍摄过程中感到了强烈的被逼迫和羞辱，那么在电影完成后，她的言谈中应该会有所流露。然而，纵观1991年7月之后的报道，我们看不到这样的内容。

1991年8月9日，《华侨日报》报道，在《灯草和尚》拍完后，陈宝莲接着拍摄了另一部需要裸露上身的电影《花街狂奔》 。在这篇报道中，她表达出了自己的强烈不满——指责一家杂志社违反合约，将她的剧照二次出版。她认为这是“电影公司和出版商不尊重她”，并保留了追究权利 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她的愤怒指向的是肖像权商业纠纷，而非拍摄本身。

两天后，8月11日出版的《华侨日报》里，记者直接问她关于《灯草和尚》的暴露程度，她的回答是：“一般啦，我预咗咯”（一般吧，我早就预料到了） 。这句广东话，传达出一种“意料之中、习以为常”的态度。报道再次强调，她愿意在拍摄中裸露上身 。

这些拍摄后期的报道，并未提供任何关于“被逼迫”的直接或间接证据。相反，它们呈现出一个对自己工作性质有清晰认知，并懂得维护自身商业权益（如肖像权）的艺人形象。

蔡澜的著作中，我们可以找到他处理演员不愿意拍摄某类戏份的处理模式。在《吾爱梦工场》里，他详细描述了如何让一位怕蛇的女演员与蛇“亲热”演戏。

他的方法，自诩为一种“心理战术”。他先是利用竞争者的存在制造压力，然后又通过“为了要达到目的，毒蛇也能为伍”的外国谚语进行心理建设，最终让女演员自己克服了恐惧，成功完成了拍摄 。

在另一则故事里，蔡澜谈到一位导演要他去说服老板，他回忆：“我通常不要求导演剪一两个镜头，而是把整场戏拿掉。只要接得有理，导演到最后还是会折服的。”

这些例子展示了蔡澜作为制片人的典型工作方式：他是一个实用主义者，一个有说服力的说客。他擅长找到问题的根源（演员的恐惧、导演的固执），然后用对方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方式（艺术价值、逻辑道理）去解决它，最终目的是让“产品”——也就是电影——能够顺利完成。

将这种方法论套用在陈宝莲的案例上，当年报纸上“开导与鼓励”的说法，似乎比网络上“威逼与胁迫”的传言，更贴近蔡澜一贯的行事风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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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9年10月18日，新加坡媒体《联合早报》的一则报道里，刊出了陈宝莲母亲的专访，其中，详细谈及了陈宝莲为什么会拍摄《灯草和尚》——那篇报道的标题是《陈宝莲搞成这样 陈母后悔莫及》。

当时，陈宝莲问题不断——

先是在1998年9月，经大师指点，改名赵瑄汶，并皈依佛门，法号明慧；1999年3月，疑以死要胁干爹（黄任中）不遂，服过量药物自杀；1999年10月携带安眠药在身，被日本海关拒入境，又因没有台湾地区签证被拒入境，最后被遣送返港，在台北机场大吵大闹；1999年11月在台湾买珠宝不给钱兼打人，被送到警局又大吵大闹；1999年12月在伦敦与人打架被判监十日……

甚至于在2002年跳楼身故之前，都一直有状况发生——

2000年3月在住所称见鬼，点火焚烧枕头照明，引起火警；2000年5月，又再次服食药物被送入院；2000年7月，因打人被捕，最后罪成，罚款四千元；2001年4月，在桃园机场因神志不清再次被拒登机，更情绪失控坐在地上，手臂及大腿则布满瘀痕……

由此可见，陈宝莲在生前最后三年里，是一个典型的“问题女星”。当然，最大的问题，是因为她的星途不顺，或者也有情路坎坷的原因，导致她情绪濒临失控边缘。

不过，陈宝莲母亲在1999年《联合早报》的专访里，将一系列问题的根源，归咎于女儿拍摄《灯草和尚》所引发，而背后的“主导者”，正是她自己。

在报道里，陈母称，她当初并没有反对陈宝莲进入演艺圈，因为陈家在以前也是演艺世家：“我的父亲是穆虹（注：其实是穆宏），是上海60年代的电影演员、编剧；母亲汪漪也是很有名的演员。所以，Pauline（陈宝莲）当模特儿、选亚姐，进演艺圈我没有道理反对。”

陈母透露，陈宝莲于17岁拍第一部三级片《灯草和尚》的合同，“是我帮她签的。当时我为了这事情还特别去请教过很多人，他们跟我建议，拍一部红了就不要拍了！而我心想蔡澜监制的片子应该不会太差。我希望Pauline的事业有好的发展所以才帮她签约。片酬很低，我图的不过就是Pauline有机会。可是签了约之后，我就后悔了，因为拍戏现场陪Pauline-起去的朋友回来跟我说，Pauline很委屈，边拍边哭！我听了很难过，可是合约已经签了不能不拍。”

在这篇“忏悔文”里，陈母唯一提到蔡澜的地方是——“蔡澜监制的片子应该不会太差”。

报道中强调，为了拍摄《灯草和尚》这件事，陈宝莲一直怪母亲代为签约的行为。“我真的很后悔，当初不该让她拍三级片，本以为只此一次，哪里知道Pauline压力太大，自暴自弃，干脆一再拍下去。进演艺圈之后，身边坏的朋友又比好的朋友多，Pauline就这样慢慢地变了。”

从联合早报这篇报道来看，陈宝莲演出《灯草和尚》是陈母做决定并签字的，而且用心是“希望女儿事业有好的发展”；虽然只希望拍一部“红了就不再拍”，但不料陈宝莲“自暴自弃一再拍下去”。

然而，无论是否蔡澜“逼迫”，或是其引导，再或是陈母帮女儿做决定，都改变不了的一个事实：在陈宝莲内心里，是极为后悔拍过《灯草和尚》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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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灯草和尚》之后，陈宝莲的人生轨迹急转直下，最终以悲剧告终。她的精神状况、混乱的私生活以及最终的自杀，是无可否认的事实。也正是这个悲剧性的结局，为后人重新解读她早年经历提供了巨大的情感空间。

在一个破碎的生命面前，人们天然地倾向于寻找一个清晰的“加害者”，而蔡澜，这位当初将她引入三级片领域的资深制片人，便成为了最显眼的目标。根据1991年10月7日《华侨日报》报道显示，陈宝莲曾一度远赴印尼登台献唱，希望能够转型为歌手 。

这显示出，她试图摆脱“三级片星”标签的努力。

在成名之后，陈宝莲也接拍过一些尺度较小的电影，比如大众熟知的《国产凌凌漆》，与周星驰有对手戏，不少内地影迷是通过这部片对她有了解的。

然而，转型之路并不顺畅。

当一个人的生命以悲剧收场，人们回顾她的过去时，往往会用结局去倒推原因。她当年的“心理顾虑”被放大为“内心的巨大创伤”，她“一炮而红”的渴望被解读为“被虚荣蒙蔽”，而蔡澜的“开导”则被定性为“诱骗”“逼迫”。这种解读方式在情感上极具感染力，也符合大众对“强者欺凌弱者”的朴素想象，但它简化了历史的复杂性。

陈宝莲的悲剧，成因是复杂的，涉及她的家庭背景、个人性格、情感经历以及香港娱乐圈残酷的生存压力，甚至有产后抑郁等心理健康因素。将这一切简单地归咎于蔡澜和一部《灯草和尚》，或许并不公允，因为这抹去了她作为一个独立个体曾经做出的选择、曾经有过的挣扎和渴望。

事实上，陈宝莲属于一个被动的、无知无觉的“时代受害者”。17岁未成年时，母亲做了决定，并代为签约。但另一方面，她又不是绝对的“受害者”。她面对媒体，坦承自己对裸露镜头的接受度，也曾对职业前景抱有明确的渴盼。

陈宝莲在拍摄《灯草和尚》时有过不安，但在蔡澜的“开导”下，选择了继续拍摄。当然，她并不完全懵懂，因为她晓得极力维护自己的商业权益，也曾尝试在事业上转型。

而蔡澜，则是一个彻头彻尾只追求利益的电影投资人。他的世界观是务实的、商业的，甚至可以说是冷酷的。他将电影视为“玩具”和“生意”，将说服演员、完成拍摄视为天职。他的“开导”无疑带有功利目的，是为了让电影项目顺利推进。

但从现有的证据来看，将他的行为定义为“逼迫”，缺乏事实支撑。当年的报道，更倾向于将其描述为一种在特定行业规则下的、带有引导和说服性质的职场互动。

不过，蔡澜生前助理杨翱极力撇清与《灯草和尚》“没有关系”，则属于“为逝者讳”，这也大可不必。在该片的制作过程里，作为投资人：蔡澜当然是毫无疑问的主导者。

才子也好，色鬼也罢，要正视一个人的多面性。

我们无权去裁决蔡澜的道德品格——虽然不喜欢他的很多面向——他的不少言论，在今天的价值观看来，无疑是“厌女”和充满争议的；他出资拍摄了未满18岁陈宝莲的裸露电影，赚得盆满钵满，道德上确实也是有问题的。

但是，我们无法将复杂的人生悲剧，简化为单一的、脸谱化的加害与受害的故事。这或许不能带来真正的正义，反而让我们离真相越来越远。

撰稿 | Jana

策划 | 文娱春秋编辑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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